1949年冬天，蒋介石和毛人凤试图在大西南苟延残喘，与新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对抗。在重庆发生了令中外震惊的渣滓洞和白公馆大屠杀后，他们秘密来到成都，在这里向上万名军统特务和各路特务下达了“密裁、破坏、潜伏、游击”四大任务的布置。因此，当我领导的年轻的人民公安进入成都这座全国最后解放的大城市时，面临着极为严峻、尖锐、激烈、复杂的任务——铲除残匪、肃清敌特、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和新生的红色政权。
一些主要的军统大特务，如制造成都十二桥大屠杀的主要罪魁罗宗鼎逃往川西藏区，曾经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莫文彪则变成一个奇异的穷山民在川北山村出现，经验丰富的军统电讯特务侯君牧则伪装改名在成都市内潜伏。而老谋深算的伪省会警察局代局长范国璋也以起义人员的身份潜入了我军管会公安处办的自首登记人员的政治教育班。
来自晋绥老区的公安处领导赵大潼和张敬，过去在老解放区经历了残酷的斗争，现在来到成都带领我们这群年轻的公安干部，完成艰巨的任务。我们迅速展开工作，分赴各个区县，与军民一起展开肃清残匪、清查敌特的斗争，并及时排查和处置暗藏的敌对分子。
经过多方努力和英勇斗争，我们最终解放了成都，并宣告成立成都市人民政府。在此后的日子里，我们继续坚持清查敌特、建立新的公安机构，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巩固新的红色政权。最终，我们在成都建立了新的秩序，为人民的幸福生活奠定了基础。
